户籍制度範文

户籍制度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來描寫,首先可以描寫設立制度的目的,第二個可以描寫具體有哪些管理制度,第三個可以描寫有哪些特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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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實現1億人在城鎮落户是新型城鎮化重要目標。目前來看,這一任務有望提前完成。

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公安部新聞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發佈的新聞稿顯示,公安部2月21日召開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在會上講話時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孫力軍説,要加快完善户口遷移政策。按照“自願、分類、有序”原則,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開重點羣體落户限制,尤其是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户政策,統籌普通勞動者落户和各類人才落户,爭取提前完成1億人進城落户的任務。要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羣內户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羣户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要探索實行農業轉移人口“宜城則城、宜鄉則鄉、來去自由”的落户政策,為改善農村人口結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孫力軍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要在認真總結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

這個會議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審批制,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是一個重大變化。這裏面的一個前提是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户口實行審批制外,也就是説,未來廣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線城市落户將變得十分簡單。

那麼先來説説什麼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 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需要説明的是城區人口的概念。根據“通知”,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而市轄區內的農村地帶,並不計入城區範疇。

也就説,市轄區人口並不等於城區人口。比如合肥去年4個市轄區人口394萬,但並不等於合肥城區人口有394萬。武漢市轄區人口達到了1089萬,但不等於武漢就是超大城市,因為市轄區內還有很多農村地帶和農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鑑,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最為詳細的統計。根據《2016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結合公開資料,統計梳理髮現,目前城區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有12座,除了北上廣深外,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瀋陽。

其中截至目前,我國中心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大關的仍然只有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瀋陽為特大城市。

也就是説,未來除了這12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這不僅僅是三四五線城市,還包括了不少二線城市,如蘇州、合肥、濟南、長沙、廈門、寧波、福州、東莞、青島、西安、大連、昆明、南昌、石家莊等城市,未來這些城市户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對省內其他地市的人來説有較強的吸引力,這些省會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強省會。一旦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這些城市的人口將快速增長。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階段不一樣,在中西部進入到工業化後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以增長極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由於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高教、金融等要素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因此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引領作用就十分關鍵。彭智敏説,現在弱一點的省會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積極凸顯省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報題提出,要高標準提升“引領圈”。編制大南昌都市圈“1+5”發展規劃,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理順贛江新區管理體制。

這些二線城市的發展前景也藴含着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除了京滬這樣的超大城市在嚴格控制人口、進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線城市的人口還將快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房地產企業來説,這些二線城市將成為發展重點。今年以來,很多地產巨頭拿地也紛紛從三四線城市迴歸到二線城市。

地方户籍新政密集出台 1億人進城落户或提前完成

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前,二線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斷放開放寬。2月18日,南昌經開區啟動2019“春風行動”招聘周活動,提供崗位達10000餘個。根據南昌最新落户政策,在南昌市大中專、職業技工院校就讀學生,憑新生入學通知書或在校學習證明辦理落户;全國其他院校就讀學生需將户口遷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讀學生同等條件辦理。

2月1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網發佈《西安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放寬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條件的通知》。這也是西安不到兩年7次升級調整户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確具有本科(含)以上學歷的,不受年齡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學歷的,年齡在45週歲(含)以下。全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教育部學信網在冊人員),均可遷入該市落户。

今年以來,至少有6個城市出台了落户新政,放寬落户條件。不光是二線城市,現如今,不光是二三線城市,就連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鬆落户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繼去年6月實現大學畢業生引進“秒批”後,今年2月28日深圳將正式實施在職人才引進和落户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層次人才、學歷類人才、技能類人才、留學回國人員和博士後4類。

在廣州,今年1月11日下午,廣州市發改委聯合廣州市人社局、市來穗人員局及市公安局共同發佈了廣州市新一輪遷入户政策體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過40歲即可落户。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説,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推動1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廣深放開落户條件,可以重點解決已經在本地居住就業的人轉化為本地户口,獲得本地市民待遇,這也是落實國家落户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通過放開落户政策,加快外來人口的市民化,讓這些外來人口留在當地,會增加對教育、職業等方面的消費需求,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拉動空間。

實現1億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是2014年發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目標。根據前述會議,將爭取提前完成1億人進城落户的任務。同時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羣內户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羣户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

本月21日,國家發改委發佈了《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到,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備條件的都市圈率先實現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積互認,加快消除城鄉區域間户籍壁壘,統籌推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市民化,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佈和社會融合。推動人力資源信息共享、公共就業服務平台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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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裏,商代人將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為“登人”。

商代屬於奴隸制社會,在當時的貴族奴隸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類的財產並無多大區別,牛羊需要登記,那麼人口登記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身為奴隸主私有財產的奴隸,當然是不可能有遷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離户籍所在地,則會遭到嚴酷的懲罰,有時候甚至會被處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許多小國對領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於是諸子百家的士人們得以周遊列國,宣傳各自的學説,以博取各國君主的重視。

自由的人口流動為自由的思想創造了土壤,因此,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裏,華夏迎來了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高峯期。

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時代,因為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事件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們對秦國境內的客卿非常不信任,於是鼓動秦王驅逐客卿,楚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寫了一篇《諫逐客書》,論述秦穆公以來“以客致強”的事實。

在文末,李斯寫道: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認為,人口流動帶來人才流動,各國英才入秦是秦國能強盛的根本。如果因為地域籍貫的不同,而驅逐人才,那麼秦國就危險了。

秦王嬴政認為李斯説的很對,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讓人才流入他國呢?於是嬴政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廢除了驅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時,已讓商鞅趕緊對秦國境內的人口進行登記。

商鞅變法,將秦國人口按五户為一伍、十户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户之中,選一人為伍長,每什户之中選一人為什長,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為了保障編户制度的約束力,秦法實行連坐,一人犯罪,其餘人都要受株連,戰時若有一人逃亡,其餘人都要被誅殺。

秦國廣納賢才,同時又在內部推行嚴酷的國家軍事主義制度,致使秦軍戰力爆表,終於以偏隅之地,異軍突起,橫掃六合,混一宇內。

秦統一之後,推行郡縣制,然而郡縣制只是國家機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體執行層面時,郡縣一級是遠遠不夠細化的,於是在編户制度的基礎上又延伸出了鄉亭制,即每鄉設“三老”(鄉村元老院),十里為一亭,每亭設亭長。亭長對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進行户口管理,並維護基層社會治安,同時負責朝廷賦税、徭役的徵收和攤派。漢高祖劉邦就是亭長出身,只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亭長,他的日常除了賭錢,就是在村口酒館裏喝酒吹牛聊閒天。

漢隨秦制,秦漢以降乃至魏晉,除非是遇到長期亂世,實在沒有辦法進行户籍編制,否則人口登記都是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儘管進入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係不像奴隸社會那麼明顯,但在統治者眼裏,人民依然是國家財產,財產必須登記,嚴防資產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寫在教科書裏的聖人語錄,它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裏的天條。

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後,户籍制度曾有那麼一段時期瀕臨瓦解,這主要是長達四百年的亂世戰爭所致。人口的不斷遷徙與流亡,政權的不斷更迭,都讓户籍制度一度幾乎斷絕,但當政權稍稍穩定的時期,統治者都會抓緊時間修補户籍登記本。比如,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條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南方,南齊蕭氏在其短暫的二十多年時光裏,一直把户籍修訂工作當作國策來抓,並讓太子主抓這項重點工作。

在更晚一點的隋唐時代裏,國家實行三長制。即每五里為一保,設保長(俗稱“地保”);五保為一閭,設閭正;四閭為一族,設族長。地保必須熟知自己轄區的各種家長裏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書。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設保甲制,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威望高的人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職。《水滸傳》裏,晁蓋被稱為“晁保正”,説明他也是當地有名的鄉紳,某種程度上來説,他就是大宋朝的執政基石。

明清時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為“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登記人口為主,魚鱗冊以登記土地為主,兩冊一對照,一户人家究竟該交多少錢糧税賦,該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瞭然的。晚清時期,黃冊和魚鱗冊幾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門裏的行房書吏們世代把持,傳子不傳婿,是當地吏員們的傳家之寶。因為必須有這東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種租税,所以任憑換了哪一任官老爺來,都炒不掉這些書吏。

那麼,為什麼歷朝歷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為國策來抓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古代的中國一直是農耕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第一大產業,農業税是財政第一大税種,而税收直接關係着政權的生死存亡。農業税的根基有兩條:一個是農業人口的多寡,一個是徵税土地的產能,因此人口管理與土地管理一樣,都是農耕社會裏的基本國策。如果土地和農民都越來越多,那麼國家財政的興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經常遷徙的流民,則意味着國勢衰微,亡國之日可期。

至於重農抑商,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商業税在中國古代税收體系裏佔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而農業税則不同,它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所在。

為了讓帝王們的子孫們能夠千秋萬代仙福永享,帝國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來保證農民們世世代代地在那塊土地上做工蟻,因此,幾千年來無論時代風雲如何變幻,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帝國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堅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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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户口是非常珍貴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當地户口,再有成就也不過是個“X漂”一族。而“X漂”這個詞,意味着他沒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裏是哪裏,全憑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還罷了,而一旦遇到結婚生子、孩子就學之類的問題,“X漂”一族就會感受到什麼叫“令人抓狂”。

一個户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這句話絕非誇大其詞。

很多人以為,這種情況是因為當代人口眾多導致的,但實際上,在人口相對稀少的古代社會,户籍制度的威力比當代還要強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個人沒有户籍,那他就不會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產資料,沒有土地就無法正常生活

凡是沒有户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麼保護流民的權益,因為流民不納税,會被視為帝國的蛀蟲。流民的主體是兩種人:乞丐和盜賊,而這兩種人經常會身份互換,因此在很多時候,殺死流民會被視為剿滅盜賊,即便是誤殺,也常常會因為沒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當代流行穿越劇,但那些穿越劇通常都是腦洞清奇的作品。實際上如果真的能夠穿越的話,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穩定一點的時代裏,幾乎100%會因為沒有户籍而被當作盜賊被通緝;假如穿越者落在亂世之中,那麼幾乎99%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沒有户籍就不能成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進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會因為沒有户籍而淪為賤民。在隋唐時代,這類人會被登記在一種特殊的冊子上,這叫“非編户”,他們通常是貴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無户籍的穿越者被人發現,那就會被當做逃奴抓起來,如果聯繫不上主家,那就會被官方拍賣。另外,這種“非編户”賤民無法脱籍,這口鍋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地背下去。賤民脱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才有,而且還需要放棄“賤業”之後三代才能參加科考,但即便如此嚴苛的條件,在當時依然被視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為無户籍,所以無法參加科舉,即便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裏説給狐仙去聽。

在古代,沒有户籍是無法旅行的,再有錢也不行。户籍意味着人員無法自由遷徙,如果有事要離鄉百里以上,就得找當地政府出具文書,也就是路引。路引萬分重要,絕對不可遺失,否則身處異鄉會被按遊民處置,輕則流放,重則殺頭。

住店必須持有官方發放的路引(介紹信),否則店家要受連坐。如果沒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嶺找黑店住,萬一不小心中了雞鳴五鼓斷魂香,第二天早上就變成了熱氣騰騰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麼辦法能逃脱強大户籍管理,作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時候也發現這個制度實在是沒有什麼漏洞可鑽,所以他也因為沒有介紹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馬分屍了。

不同的户籍之間享受的政策紅利也有極大的不同。

在古代,户籍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一個人生在京城,哪怕是個普通人家,也可以認為這孩子生來命好了,因為古代京城與偏遠地區之間的GDP可能會相差幾個時代,而其所處的環境也決定了京城人士的見識、習慣和發展空間都會比其他地區勝出許多,如果要參加科舉,京城人士的路費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説到的陳湯,無論他取得怎樣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個山陽瑕丘人,到死也是一個連長安户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對於古人改變命運的主要渠道科考來説,户籍制度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政府會按地域來分配錄取名額,同時還要審核考生的户籍身份,只有經濟嚴重欠發達地區才能和京城一樣享受更多的錄取名額。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間,也會展開篡改户籍與反篡改户籍的攻防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