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身体哲学是指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提出的关于身体、感觉和世界之间关系的哲学理论。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仅是一个物理实体，而且是我们知觉世界的媒介，我们通过身体感觉来理解和认识世界。
梅洛庞蒂还认为，身体知觉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世界的结构和意义，因为我们通过感觉体验世界的存在，而不是从抽象概念和理论中理解世界。他强调身体是我们存在的本质，我们的身体经验可以影响我们的理解和反应。
梅洛庞蒂身体哲学对后续的思想家和文化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身体建构主义、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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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的知觉身体
很显然，对于主体而言，空间感的形成必然离不开知觉和身体，对空间的把握，实际就是自我处境的调适、配置和重构。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在理解空间、他人和世界的“深度”中是直观的、生存性的、美学化的。梅洛—庞蒂说：“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3]137-138自我身体会不断更改、修正和配置自我的空间处境，从而能够生成新的空间习惯和深度。在这样的过程里，身体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或者说是一个“中介”。梅洛—庞蒂曾经提出过“身体图式”和“身体综合”的概念，尤其是借助于“身体图式”这一概念，他详尽阐释了身体知觉性和空间性及其稳定性。他最终想说明的是：“‘身体图式’作为总体性和统一性既非部分之间的偶然性的、经验性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效果’，也不仅仅是一种‘格式塔’意义上的‘整体意识’，而是一种先天的、能动的综合的能力。”[6]即是说，建基在知觉基础上的身体及“身体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就是依靠知觉的身体和“身体图式”来完成的，它可以不断地自我调适和配置，从而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梅洛—庞蒂还强调：“知觉，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该物在世界的某处有其自身的位置，而对它的破译旨在将其每一细节再置放到适合它的境域之中。”[1]73-74这也就意味着，梅洛—庞蒂始终将“知觉”放置在一个首要和关键的位置。借助于知觉，身体演变为“灵化的”身体，主体也演变为“肉身化”主体。③所以，从宏观角度来看，梅洛—庞蒂的身体就是主体。作为主体的身体，在自我面对世界、自然、文化、他人时，必将又会是一个主动的、能动的身体，梅洛—庞蒂也称之为“我能”。所以，他在《旅程Ⅱ》中说道：“我们以我们的身体实现过渡，这就是我能④。每一知觉都是我的身体的肉体统一的一个环节。……自我与身体的关系不是纯粹主我与一个客体的关系。我的身体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种手段，一种知觉。我在知觉中用我的身体来组织与世界打交道。由于我的身体并通过我的身体，我寓居于世界。身体是知觉定位在其中的场。”[7]167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梅洛—庞蒂的视野和思想中，身体就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或主体。我可以借助于我的身体把握世界、他人，以至文化、艺术；我还可以不断调整自我的视野和身体空间性，从而使我可以更好地感知世界。可以这样说：作为主体的身体既是知觉的，又是空间的，它们相互交织，互为主客体，互为主动性和被动性，从而使“我”合理存在于深度空间和时间里。所以，“与对世界的描述一致，梅氏的身体则是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主体性的包括全部知觉在内的现象学上的身体”[8]81。
为了反叛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窠臼和羁绊，梅洛—庞蒂告诫我们：“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3]256他还说：“知觉不是随处产生的，而只来自于身体的深处。”[9]19这就意味着梅洛—庞蒂不仅解放了“身体”，而且还将它安置在了一个更高的话语和空间位置上。因而在梅洛—庞蒂的构想中，“身体的突出是对于纯粹意识的克服，是为了让意识摆脱超然状态。……于是主体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自然之光，它受制于自然倾向，受制于身体、世界、他人的关系”[10]151。身体和空间的中介和迂回，使主体重新审视自我之处境，使主体重新“配置”自我的“处境的空间”。这既是一种思维和意识的，也是一种视角和视域的转换。
梅洛—庞蒂后期还将身体整合进一个更为宽泛和宏大的“终极”概念——“肉”里。“通过这一概念（‘肉’或‘世界之肉’），梅洛—庞蒂把一切东西都看做是与身体具有同质性的东西。身体、语言、思想、他人、物质，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世界之肉’的绽裂。在这样的观点中，世界成了我的身体的作用场，甚至是‘我的身体的延伸’。”[10]164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就是主体，就是“肉”——世界也是“肉”。这些同质的“肉”向每一个身体和空间“绽露”和“显现”。在这样的过程里，自我的深度空间就会形成，自我对于世界、他人的看法和理解也走向“共生”与“共存”，自我与文化、艺术的关系，也在这里不断走向深入和融合。因此，由于我的身体与世界是由相同的“肉”构成——即同是一个知觉者，所以我会在与世界的不断“交织”和“参与”中认识和超越它，最终达到“共生”与“共存”。
梅洛·庞蒂的含混美学
1.交织
世界是交织的、含混的，也是知觉的，它需要用身体和空间来重塑和重构。身体的空间性，也就是厚度或深度，是不可取代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式。“我”可以通过“我”的身体感知世界和他人，也能够领悟文化、艺术以及一切知识。但“身体的厚度远远不能与世界的厚度对抗，相反，身体的厚度是我通过把自己构成为世界、将事物构成为肉身而进入事物的中心的唯一方式”[9]167。因而，身体就是与世界沟通的手段和方式。所以，梅洛—庞蒂说：“身体不再是视觉与触觉的手段，而是视觉和触觉的占有者。……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纳在空间里。总之，世界环绕着我，而不是面对着我。”[11]67身体与空间是交织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贯通。作为知觉的体现，身体的这种交织性和侵越性就体现在对空间的把握和对世界的占有上。
梅洛—庞蒂因此认为：“事物的侵越性与潜在性并没有进入到它们的定义中，表达的不过是我与它们当中的一个，即我的身体的不可思议的相互关联。”[11]157自我的表达和意义的展现与身体密切相关，这也就必然要涉及到语言和表达的问题。但梅洛—庞蒂坚持认为：“只有当只想思想的聚合性的言语具有足够数量、且足够雄辩以便没有歧义地指向我，作者或其他人 指示思想，以便我们拥有思想物化地呈现在言语中的整个经验时，我们才说一种思想得到了表达。”[12]所以，语言既是一种表达，又是一种互逆性的不透明空间，它牵涉到言语及其运用，牵涉到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存在。在这里，深度空间是潜在的和诱发式的存在。只是，“我称之为深度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或者是我参与到一个没有的存在中去，首先是一个超越了全部视点的空间存在中去。事物彼此侵越，因为它们一个外在于另一个。其证明是，通过注视一个画面，我能够看见其深度。”[11]57这样，由身体引发的语言及其表达就会在其绽露的过程中凸显其深度空间。梅洛—庞蒂通过塞尚的画看到：“当塞尚寻找深度时，他所寻找的乃是存在的这一爆炸，而深度处在全部空间样式中，也处在形式中。”[11]72
由此，这种深度空间与主体的身体空间紧密相连，并获得意义和思想。“身体空间并不如同那些事物一样是随便一种样式、广延的一个样本，它乃是被思想称之为‘它的’身体之所处，是思想寓居的一个处所。……思想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进行思考。在把思想与身体统一起来的自然约定(pacte naturel)中，空间、外部距离也获得了规定。”[11]62-63在身体与空间的交织中，自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和能力，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和时间，并最终将个体与世界、自我与他人、语言和艺术纵贯融通。梅洛—庞蒂认为：“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成了画。为了理解这些质变(transsubstan-tiation)，必须找回活动的、实际的身体，它不是一隅空间，一束功能，它乃是视觉与运动的交织(entrelacs)。”[11]35这种交织首先是知觉层面的，而后是身体和空间层面的。那么，在这样的交织中，艺术与美将会自我绽露和不断涌现。
梅洛—庞蒂说：“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绘画，一支乐曲，都是个体，也就是人们不能区分其中的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其意义只有通过一种直接联系才能被理解、在向四周传播其意义时不离开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存在。”[3]200这些个体的美的事物或艺术品借助于某种介质来达到它的传达和表现，显然，这就是“身体”和“空间”。“我们的身体是活生生的意义的纽结，而不是一定数量的共变相的规律。”[3]200那么，身体将会主动地应和这些美和艺术，将自身的“配置”重新灌注到深度空间中。二者的这种互相交织，更进一步促使美与艺术之意义的生成和显现。在这里，“‘交织’的意思是它们既共存于同一现象之中，又彼此随意的转换；既从客体反归主体，又从主体反归客体”[8]82。所以，这种“交织”就是一种“自反性”——镜子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2.镜像
通过思考具有“自反性”意义的镜子，梅洛—庞蒂说：“我的身体可以包含某些取自于他人身体的部分，就像我的物质(substance)进入到他们身体中一样，人是人的镜子。”[11]48这是一种理想的视野和心态。在他看来，“我”能够理解“他人”，能够想象他人。但是，这种镜像式理解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或者说有多少把握达到，却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对此梅洛—庞蒂依然很有信心：“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成景象(spectacle)，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11]48这里的“镜子”当然是“自反性”的隐喻，但自我与他人并非物与镜子关系那么简单，所以梅洛—庞蒂的这种愿望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梅洛—庞蒂依然醉心于知觉与身体的中介、反思、迂回。甚至可以说，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永远是首要的，唯有借助于此，方可形成此后的连续互动和互逆反馈，也才能达致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共存、融合与共生。
在谈论塞尚的绘画时，梅洛—庞蒂认为：绘画就是镜像，或者是一个镜子。“通过展现它关于沉默意义之肉身本质的、效果相似的梦幻般宇宙，绘画把我们所有的范畴，诸如本质与实存，想象与实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都混淆在一起了。”[11]49由此可见，镜中的自己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却也是一个含混而真的存在，艺术和美就是这样的镜像。艺术通过具有身体意义的“镜子”的反观自照和积淀沉潜，从而揭示出那些潜藏的、自然的遗失和世界的、存在的秘密。因而，梅洛—庞蒂解释道：“艺术不是建构，不是人工技巧，不是与空间、与外部世界的精巧关系。它真正是……‘不发声的叫喊’，‘它似乎是光的声音’。而一旦出现，它就会在沉睡着的潜能的通常视觉中唤醒预先存在的秘密。”[11]75面对现 代绘画和现代社会“深度空间”的丧失和消退，梅洛—庞蒂认为，深度是一种必须找寻的记忆和意识，也是一种关于身体和空间的隐喻。他说：“画面是一种平面的东西，它巧妙地把我们面对着‘以不同方式画下来’的事物时看到的东西给予我们，因为画面根据高度(hauteur)和宽度(largeur)而把它缺少的维度的充分的区别性标记提供给我们。深度(profondeur)是派生自其它两个维度的一个第三维度(troisieme dimension)。”[11]56然而，这一维度却正是我们所欠缺和寻找的秘密所在，也是身体与空间的交互反照之所在。梅洛—庞蒂又说：“空间是自在的，或者毋宁说，它尤其是自在的，它的定义就是成为自在。空间的每一点都存在于或被认为存在于它所在的那个某处，这一点在这里，另一点在那里，空间乃是关于某处的明显事实。方向、极性、包围在它那里都是一些与我的在场联系在一起的派生现象。”[11]58在空间中，“我”首先是以“身体”的方式来审美和生存的。空间的每一点——包括深度——也必将会与我的身体在触与被触、可见与不可见中秘密联结。对于绘画而言，那些表象仅仅是作为一个诱发和引子，它真正的意义和美学价值都在其沉潜之中或者是在其背后。所以，“世界不再通过表象出现在他面前，毋宁说画家仿佛通过从可见者向自身聚集、回到自身而在事物中得以诞生”[11]74。
这样，梅洛—庞蒂就认为：“美感的表达把自在存在给了它所表达的东西，把自在存在作为人人都能理解的被感知物体置于自然之中，或者相反，夺走其经验存在的符号本身——喜剧演员的身体，绘画的颜色和画布，把它们带到另一个世界。”[3]238真正的表达就是一种清晰却又含混的镜像，在其间，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现实的与想象的、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事物都通过身体和空间得以展现。这种“自反性”的镜像所揭示的，就是自我与自然、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在绘画中，我们通过视觉所获得的一切也都与身体和空间相关，甚至它就是身体和空间本身。梅洛—庞蒂还认为世界与我都是同质的，都来自于所谓的“肉”。这样一来，“由于万物和我的身体是由相同的材料做成的，身体的视觉就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万物中形成，或者事物的公开可见性就必定在身体中产生一种秘密的可见性”[11]39，所以，美就是一种镜像的神秘和反照，也是一种身体与空间的交相辉映。
3.互逆性
梅洛—庞蒂一直十分看重基于“知觉”的“身体”的中介作用，他说：“每个人都在身体中包含他人，得到其他人的证实。”[13]这意思就是说，自我与他人是互为主客体的，是具有“互逆性”的存在。他还曾经以“握手”为例来谈身体的这种“互逆性”：我的左手握住右手，而实际上右手也在握住左手。他说：“握手也是可逆的，我能在触的同时也确实地感到被触。”[9]175紧接着，梅洛—庞蒂就解释道：“有了可见的和可触的可逆性，向我们开放的东西即使仍然是非身体性存在，但至少也是一种身体间的存在，一种可见的和可触的前定领域，它比我现实之所见的事物延展得更远。”[9]176身体的互逆性导致自我看待世界的视角和范围——那些“不可见的”，其实就在“可见的”身边或背后。
梅洛—庞蒂后来所强调的所谓“世界之肉”实际和他所讲的“身体”一样，是互逆性的，也是暗含隐喻的。他的“‘肉’意味着双向进程，意味着可逆性”[7]234。这种双向进程的互相反馈引导我看待世界和他人，使我触及语言和思想，甚至会升华自我。所以，梅洛—庞蒂说：“我们触及到了肉身的升华，也就是精神或思想。……思想就是与自我与世界，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思想因此是同时建立在三个维度上的。”[9]179思想——包括美与艺术都是“世界之肉”的绽露。而在这里，我的视觉——“眼”——就是可见的、直观的、知觉的和身体的；我的思想——“心”——就是不可见的、隐匿的、精神的。美和艺术就是这样的互逆性显现，也是借助于身体与空间处境的变迁和不断“配置”的互逆性涌现。对于梅洛—庞蒂而言，身体和“肉”是互逆的美和艺术，也是含混而互逆的。梅洛—庞蒂不像萨特那样认为语言是透明的，他认为语言是不透明的、含混而互逆的。那么，对于美和艺术而言，他的看法肯定也是相同的。
梅洛—庞蒂坚信身体对心灵和主体意识是具有优先性的，所以他说：“身体对心灵而言是其诞生的空间，是所有其他现存空间的基质(matrice)。”[11]63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对于他而言，美和艺术自然也是身体的、空间的展现，至少，身体具有优先地位。在这种身体的优先（对世界把握和占有）中，我可以主动地通过我的身体感知语言、文化、艺术、他人、自然和世界，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和寻找到深度空间及其秘密。对此，梅洛—庞蒂解释说：“我之所以看到事物各居其位，恰恰因为它们彼此遮蔽对方，它们之所以在我的目光面前成为对手，恰恰因为它们各居其位。我们从它们的相互包裹中认识到的是它们的外在性，在它们的自主中认识到的是它们的相互依赖。”[11]71这就是深度，在这种交织、含混、互逆的身体与空间中，自我不断走向与他人、世界、艺术的融通、共存和共生。
对于画家塞尚而言，深度并非出于精神的审视，而是源于身体经验。所以，塞尚站在画板前长时间“凝视”⑤而不著一笔——他实际正是“通过绘画思考”。而他所“思考”的，其实就是通过“可见的”去发掘身体和空间的深度。“在梅洛—庞蒂看来，塞尚关注的其实是自然和人性的结合，强调的是身体在绘画中的意义，并旨在以绘画这种独特方式实现与自然、与自己、与他人的沟通。”[11]7这些也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找到渊源或相似性⑥。所以，梅洛—庞蒂认为：“可见者的本性就是要拥有严格意义的不可见的衬里，使它作为某种不在场呈现出来。”[11]86美和艺术就是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深度涌现。
对于梅洛—庞蒂而言，基于知觉，美是身体的和深度空间的，同时也是它们的自我绽露和含混显现。可以说，梅洛—庞蒂的美学其实和他的哲学一样，也是“含混的”⑦，但却是一种试图通过身体和深度空间联结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美学。
注释：
①“时空压缩”概念源自于美国学者大卫·哈维(Harvey)。具体可见其著作《后现代的状况》。
②梅洛—庞蒂还提出过“人类学空间”。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和背景下提出的，也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深度空间”，但它还是建立在知觉空间的基础之上的。梅洛—庞蒂在谈到这一概念时也语焉不详，或者说论证不力。故而，我们依然还是借助于“知觉空间”来解释“深度空间”。
③梅洛—庞蒂早期强调知觉的身体；中期强调肉身化主体和灵性化身体；后期则将这些合二为一，提出了一个所谓“肉”或“世界之肉”的概念。不过，这些变化并没有多少差距。它们都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梅洛—庞蒂思想中，身体一直就是主体。
④有学者（如莫伟民）就因此而认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实际就是“我能”的现象学。这本身并没有错，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我能”其实是指以身体为中介，以知觉为基础的主动行为。
⑤塞尚以及大多数画家都认为：万物都在“注视”自己。显然，这种“注视”或“凝视”是双向的、互逆性的。一种持续的神秘和永恒的美感将会穿越身体和空间、自然和世界，并最终在这里自我涌现。
⑥比如，中国古代绘画强调虚实相生、宁静致远、天人合一的境界。往往一幅画并不显得充实、完整，甚至只是寥寥数笔或简单勾画，却是“言尽而旨远”。虽然，塞尚的画和这些在技法、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但在实际的境界理解上我以为却是相似的。进而言之，一切的文学、艺术、美，实际上都是在寻求这种对于身体和深度空间的揣度、体验、把握和绘制上。
⑦这是法国哲学家阿尔封斯·德·瓦朗斯的说法，该看法被认为是对梅洛—庞蒂哲学最为恳切的评价。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即《一种含混的哲学》，被采用作为梅洛—庞蒂早期著作《行为的结构》的序言。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
梅洛·庞蒂喜欢用手跟手的触摸来打比方：当我的左手和右手相碰触时，右手有碰触左手的感觉，左手有碰触右手的感觉，但这两种感觉却混沌而不可分——在这里，我身体的两部分互为对方的主体，也互为对方的客体，我的身体向自己显示自身，达到内在与外在彼此交融的状态。梅洛·庞蒂用“身体－主体”的概念，告诉我们身体和主体其实是同一个实在，身体既是存在着，被经验着的客体现象，又是经验着，意识着的主体。身体各部分主客关系的交替、可逆显示，便证明着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物质和精神其实在我这里是同一的，并不是像笛卡儿等二元论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神和肉体是平行关系或主宰关系。
梅洛·庞蒂受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观念的影响较深。“生活世界”的观念宣称：我们用语言、用科学规律、用理性分析所描述的世界，是内在于意识的，经过了反思后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最初感知的世界本身。梅洛·庞蒂把“生活世界”的概念改造成为“知觉世界”。在我们用理性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描述以前，世界其实就已经呈现在那里了——那是个最朴素的，最原初的、与人的知觉有最直接关联的生活世界。
举个例子，我用手一块布料，就会立马有一种感觉呈现出来，那种感觉是不可言说的，是绝对真实的，饱满的知觉。但当我把这种感觉与其它布料的感觉进行比较后，当我在心里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后，那种感觉便已经经过了我们意识的改造，被赋予了规定性，可描述性——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实饱满的知觉了，而是被抽象化为近乎单调的概念。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先于意识的，知觉材料并不是意识的对象，而是身体－主体与外物接触时，外物对身体－主体最原初的呈现。知觉事先于意识反思的。梅洛·庞蒂认为过去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论者，所研究的那个有各种规定性的世界，是经过了意识反思的。反思并不是一种再呈现，而是一种主动改造——人所反思的那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原初的世界了。这种反思会给哲学带来怎样的困境呢？就是——世界到底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我们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这就是实在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在梅洛·庞蒂眼里，两派论者所争来争去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生活中经历的那个原初世界，而是被反思了，被规定了的世界，是值得怀疑其真实性的。而在最真实的世界面前，所有哲学家都得保持沉默。
那个世界就是“知觉世界”。知觉世界几乎是以顿悟的方式霎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的身体深深根植于世界之中，与外物“遭遇”、对话——这就是人的生活。由于身体就是主体，生活同时就被人所知觉。知觉的来源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最初都是无条件地被人感知的，是没有经过人的意识审查的，是先于意识的。所有这些知觉圆融为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背景，即“知觉世界”。知觉世界是一种先验的人的结构性生活，而不是一个纯粹实体。所谓结构性，就是说，知觉世界已经包含了生活中的一切事实形式，但这种结构性是模糊的，圆融的，不可言说的，是意识世界中各种事物规定性和可描述性的最终来源。这种先验结构，以自然世界的结构为基础，同时，人的精神主体性——包括人对他人的知觉，对整个文化世界的知觉（应该是文化潜意识吧），都被融合在自然世界中，使知觉世界成为了一个人意识活动的大背景、大环境。“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被描述的具体存在物）的先行的基础。”在我们使用概念做精确区分，在对其意义作出解释以前，意义就已经存在于知觉世界之中了。
所以，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外界环境，而是人的因素（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和外物的因素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故知觉世界不是被人纯粹创造，也不是被外界纯粹给予，而是一种人与外物的对话。在这里，人与世界彼此开放，全方位交流，交流的内容被记入知觉世界中。就好比两位学者对坐而谈，假如学者甲随身带了笔记本，可以随时记录谈话内容（象征人拥有感知能力），而学者乙无意记录（象征无感知能力的外物），但学者甲并不会只记录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只记录对方的话语，而是会记录双方互动的交流、交锋和共识。两位学者的地位是彼此平等的，无主客之分。知觉世界好比笔记本的记录，它不会单方面记录人或外物，而是会记录人和外物平等交流的双边过程——即人在世界上的的存在情况。所以，在知觉世界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不存在的。
梅洛·庞蒂用世界的“肉身化”来说明外物与人的交流——人固然是知觉世界的前提，但在知觉世界里，人不仅能感知到自己的身心情况，而且能感知到外物的情况，就好像外物也被纳入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向外界延伸。不过，就好似感知左手需要右手的触碰一样，感知外物也需要人的触碰，而且左手触碰右手的知觉来自于双方，人接触世界的知觉也同样来自双方。
请问什么叫做意识经验？
很简单，就像孩子一样，你摔倒了，你知道摔倒了会疼，这是意识经验。一个大人被告知在地毯上摔倒不会疼，但他没试过，所以他没经历过在地毯上摔倒的过程，他就没有产生意识经验。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语言学与艺术
身体性内在地具有一个表现性（expressivité）尺度，这在自我的建构中显得非常根本。而昭现这个事实是《行为的结构》一书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并且这一结论在他其后的工作中不断地经受着重新审视。而随着这个表现性的矿脉，他检视了一个化身的主体是如何能够实现超越生物层面的活动，例如智力活动或是文化生活。
因此他认真地研究了作为文化核心的语言，特别是考察了思想和意义的表达，并以对语言的习得以及身体的表现性的分析，以及对于语言的病理学，甚至于对于绘画、电影、文学以及诗歌对于语言的使用的考量，来丰富这一视角。
费丁南·德·索绪尔可以注意到，这个对语言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于艺术表达方式的考察，如《行为的结构》中有一段关于le Greco的文字（219页起），预示了他在1945年《塞尚的怀疑》中发展出的观点，以及其后《知觉现象学》中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在索邦大学担任儿童及教育心理学教职阶段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对其哲学和现象学关注的间断，而更多地是其反思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如他在索邦大学的授课纲要所示，他在这个时期通过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通过在费丁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工作中寻求的支持，以及借由调解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对话而对于“结构”这一概念的工作，维系了一个现象学和其他心理学工作之间的对话。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梅洛－庞蒂对于各种艺术类型（视觉、造型、文学、诗歌等）的关注并不依靠于对美的探询，或是意旨于建立对于艺术的规范性标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解析名著、艺术作品或者艺术家真谛的理论尝试。他的目标首要地是通过那些对艺术家、诗人以及作家的工作的关注而丰富起来的关于表达（langage）的思考，分析那些不变的作为表现性基础的结构。
然而应该同时指出的是，虽然并没有直接建立对于艺术的规范性标准，他还是明确地保持了对原初表达（expression première）和重新表达（expression seconde）的区分。这种区分首先出现在《知觉的现象学》（207页脚注二）并且时常以“被言说的语言”（langage parlé）及“为言说的语言”（langage parlant）的说法被重提。被言说的语言（或次级表达）直接来源于我们的语言积累，来自我们获得的文化遗传，也来自大量符号和意义的关联。而为言说的语言（或初创表达）则是意义的定形，是思想迸发之时、意义到场之时的语言。
而梅洛庞蒂更为感兴趣的是为言说的语言，即原初表达。它也在对于表达（expression）的产生和接受的工作中引起了他的持续关注，这是一个对于行为、意向、知觉以及自由和外因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
玩牌的人，保罗·塞尚对于绘画作品这一主题，庞蒂称画家在创作的时候能够首先酝酿出一个想法然后将其具体化，或者从对材料的处理中释放出某种思想或情感。然而在这二者中，画家的艺术行为都孕育了一种表达，在这种表达中某种意义被呈型。以这个发现为起点，他试图解释那些刻画表现性特征的不变结构，同时将他在《塞尚的怀疑》中所赋予价值的意义的词义限定（la surdétermination sens）纳入考虑。
在需要考量的结构中，对风格这一概念的研究在《间接语言及沉默之声》（Le langage indirect et les voix silence）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虽然同安德烈·马尔罗有一些共识，但他对于后者在《沉默之声》（出版于普雷亚德(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丛书，汇集了出版于1947年至1950年间的四卷《艺术的心理学》）中对风格的三种概念的阐述表示异议。梅洛庞蒂认为马尔罗在这部作品对风格的探讨中，时而使用一个非常主观的视角同化成艺术家的个体性投射，时而却使用截然相反的一个非常形而上学、甚至对于他来说神秘主义的视角，在此风格被联系到一个表述绘画的精神的“超艺术”的概念，而它最后被简化为对绘画风格或艺术流派的指称。
庞蒂认为，正是对这种风格概念的运用使得马尔罗割裂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客观性和他所处时代的绘画的主观性，而这正是梅洛庞蒂反对的。根据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考虑基本的问题，认识到风格的存在首先是知觉优先的一个要求，这也说明了将历史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维度纳入考虑的必要性。 不论是他关于身体性还是关于语言的工作都为理解表现性而揭示了个体植根于所生存的世界的重要性，而这种植根交织着历史性和主体间性的维度，正是他尽力所要阐释的。作为对于历史和主体间性的探讨之基础，他指出个体在此既非主体，因为他是一个已然成型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个体也并非其产物，因为通过对其之使用，个体介入并影响着这些既有结构，包括有关语言的制度化。他在被任命法兰西学院教职时重新提出的材料中指出，这可以作为他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模型。
梅洛·庞蒂的现象美学
严格地说，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论著，然而，从根本上看，梅洛—庞蒂在哲学上所做的努力，很多却是极具美学意义的。他的许多论证和解说大量征引了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的知识和素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他的美学表现，或者相反。事实上，梅洛—庞蒂从萨特、普鲁斯特、瓦雷里、塞尚、罗丹等人那里所获得的艺术思维和文艺思想的支持并不比他从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所获取的哲学支持要少，甚至可以说，前者要远远多于后者。虽然梅洛—庞蒂并无意做一个美学家，但这并没有让他的哲学真正走出美学的意味。有论者认为梅洛—庞蒂的哲学实际可以叫做“感性的诗学”——我以为这倒是十分精当的概括。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梅洛—庞蒂的美学和哲学实际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互相“交织”的。
梅洛—庞蒂的美学实际上就是潜藏在他的哲学里的一个梦，也是一种含混却又真的想象。梅洛—庞蒂从“知觉”出发，廓清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知觉”的误解，也重新解放了“身体”。梅洛—庞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对“世界问题”、“存在问题”的最根本、最原初的把握的学问自然也应该从对身体的思考开始。他以“身体”与“空间”这二者作为中介，不仅将现象学带人到新的时空，而且也使得它的视域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在关于“非思”之“思”的过程中，梅洛—庞蒂十分关注身体问题、语言问题、他人问题。梅洛—庞蒂的美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知觉”与“身体”之上的对于世界、他人之思。其中，“空间”和“身体”就是他的现象学美学的起点。
虽然梅洛—庞蒂对于空间和身体的研究未见得能够真正克服身/心（主/客）二分之难题，但他的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误解或错觉。空间和身体在梅洛—庞蒂那里，都是以知觉为基础的，梅洛—庞蒂的美学是意图扭转人们对于知觉的误解或滥用，从而真正做到“回到事情本身”。所以，“空间”和“身体”就是梅洛—庞蒂哲学的切入点和美学的起点。
梅洛·庞蒂的思想观点
梅洛·庞蒂的第一本书《行为的结构》（1942年）是这样开头的：“我们的目标是理解意识与有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自然的关系。”而他最著名的作品《知觉现象学》（1945年）则是通过引用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的作者）的《战争飞行员》中的一段话来结尾的，其中的最后一句是：“人只不过是各种关系的一个纽结，这些关系仅仅对于人来说才是重要的。”自“始”至“终”，我们可以看到，对梅洛·庞蒂来说，“关系”是第一位的，因为整体只是在“关系”中并通过“关系”才会显现，各种各样的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一个个的纽结，而人就处在这些纽结中。因而，通过对人自身的分析，也可以通达存在的整体。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能单单只停留在单个的人身上，因为这反而会导致“关系”的封闭。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梅洛·庞蒂为什么在书中避免使用单数第一人称的“我”，而总是代之以复数的“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一种关系的交集，已经是一个微型的整体。 当然，对于作为整全的关系的把握也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萨特合理地把梅洛·庞蒂的思想经历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战前一直到《知觉现象学》（1945）的完成，在这个时期，梅洛·庞蒂主要以一种现象学描述的方式探究作为在世存在的人所体现出的生存结构：一方面，人作为身体性的存在，扎根于世界，依凭于世界，他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又是相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是随着我的诞生而诞生的，同时世界的意义也是由我所赋予的。由此，人与世界就相互依靠，不可或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萨特说，梅洛·庞蒂在这里所表现出的“生命的统一性”令他感到震撼。第二个时期始于占领期并持续到1950年，梅洛·庞蒂开始质问“我们时代的历史和”，并通过写作这种特殊的行动来理解自我的深度，理解混合着特殊和普遍的个体的人。这是梅洛·庞蒂是最为关注的时期，而且这种关注也是他想把他早先的哲学思考与现实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但显然，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因为当时大的“冷战”形势是与他那种寻求原初统一、和谐共存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不得不折回自身，由此开始了他最后一个时期的思想历程，即对一种新的存在论的探索。梅洛·庞蒂为他早先那个由人与世界构成的二元系统找到了一个更深、更本源的基础，即作为“肉”（flesh/chair）的存在，人与世界的相对性从而消失了，因为它们都是由同一种原始的质料构成的……
从思想渊源来看，这种原始的存在，或者说作为“肉”的存在，显然是直接来自于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思考，但又打上了鲜明的梅洛·庞蒂的色彩，即对于人自身及人的肉身性特征的强调。不过重要的是，它帮助梅洛-庞蒂重新找回了童年时期的那种完满性，那种生存在世的“本体性安全感”。所以，在最后的几年，梅洛·庞蒂不再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了。他终于在“存在”，这个哲学的最原始的家园中找到了他的宁谧。
萨特在他的文章中形容梅洛·庞蒂是个“捆扎者”（lieur），据说，这是存在于一些原始宗教中的圣职人员，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切事情得以发生并产生联系的纽结。而梅洛·庞蒂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萨特主要是从的角度来谈论梅洛-庞蒂的，他说梅洛-庞蒂“使用他所有的力量把各种各样的矛盾方面维持在一起，尽可能地延迟它们的爆发，这就够了”；但更确切地说，梅洛·庞蒂的“捆扎”是希望能调和对立面的各种矛盾，从而获得超越。而且这种“捆扎”也不单限于他的态度，也体现在他的生命的各个方面，如想要回到那早已消逝的童年，把成年与童年统一起来；想要寻找一个共存的基础，以消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种种冲突；最后，在他的哲学思考上，想要寻找到一个最原始的存在（“肉”），从而在这个已经被扰乱了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新的和谐。
然而，这种“捆扎”的工作真的能如其所愿吗？
死亡突如其来，中断了一切。 1961年5月3日，梅洛·庞蒂在家中猝然逝世。据说，其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症。据说，他死前正在翻笛卡尔的书。
笛卡尔曾有过这样的思考：我存在，是因为我在“思想”，但如果我不思想，那我还会在吗？比如说，当我睡觉时……笛卡尔正是因此瞥见了“我思”的偶然性，从而也是“我在”的偶然性，或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才求助于上帝，并把“上帝”摆到他的哲学的最高位置上。
梅洛·庞蒂认识到了这种偶然性，而最大、最本的偶然性乃是死亡，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但梅洛·庞蒂同样体认到了这一点：“死亡是个人独自担当的行为，它从存在的混沌一团中划出我们所属的这块特殊天地，它无与伦比地阐明了种种信念、梦想所由产生的这一不可穷竭的源泉——这一源泉悄然赋予了世界的景观以生机，死亡因此比任何生命的插曲都更好地让我们懂得了：是根本的偶然性使我们得以在世上露面并使我们从世上消失。”
梅洛·庞蒂是否因为认识到这种根本的偶然性而想像笛卡尔那样为它找到一个对可靠的基础？也许是，也许又不是。说“是”因为梅洛·庞蒂确实在做着这样的尝试，想把偶然引到必然性中，使之结束在必然性中。说“不是”是因为梅洛·庞蒂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必然性也在返回到偶然性之中，因而，“对死亡的沉思战胜不了死亡”，“对死亡的沉思是虚伪的，因为这是一种忧郁的生存方式。”
萨特这样描述梅洛·庞蒂：“他是这样一个儿童，他对我们徒劳无益的成长的确定性反感，他提出了一些大人们决不会回答的令人震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死？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看来是自然的——也不应该有一个历史或一个自然。他不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必然性返回到偶性，而所有的偶然性结束在必然性中。”
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梅洛·庞蒂之所以想记录下他的个人生活，也许是因为他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个人生活的特殊性或偶然性，而是这些殊性和偶然性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他一度曾想过写小说，就是因为小说比起自传来更容易探索这一问题。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哲学，原因也许在于，这些特殊性和偶然性本身就是通过哲学发现的，因而，也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解答，当然，解答不是要消除偶然性，偶然性是消除不了的。
回到梅洛·庞蒂的死亡本身，一有趣的，同时也值得思索的现象就是：如果说梅洛-庞蒂生前有意把他的个人生活消融在他的思想中，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恰恰以最极端、最尖锐的方式向他（我们）表明：生命是不可消融的，一个竭力想使自己消失的生命恰恰在其真正失之际把它的全部特殊性都带出来了。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科研项目
教育学院近年（2009-2013）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主持人 知识管理视角下差错学习机制和模型构建的研究
基于道德教育的青少年感戴情绪研究
《黄帝内经》中的身体思想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研究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2012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张家年
张 敏
燕 燕 高等教育资源的生态化配置与培植研究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 彭 勃 支持英语词汇刻意学习的多媒体学习认知模型和认知工具研究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李怀龙 现代大学教授会制度研究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李福华 安徽高教强省战略问题研究 2010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刘兆宇 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机制研究 2010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惠 圣 儿童学习困难诊断专家系统的研究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徐 影 基于和谐、平等意义上的网络教育伦理研究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张家年 青少年情绪弹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张 敏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人物小传
人物介绍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知觉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起被视作法国现象动的奠基之作。梅洛·庞蒂和萨特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早年丧父，“从来没有从一个不可比拟的童年之中复原过来 ”。1926-1930年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1930年通过大中教师学衔考试。1934年通过博士论文《现象学与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知觉问题》。二次大战开始后应征入伍，参加抵抗运动，在中学教书、在巴黎高师担任辅导教师，开始在学界产生影响。在此期间，他与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但因上的分歧很快分道扬镳。后来梅洛·庞蒂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高师、巴黎大学任教。1952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961年，梅洛·庞蒂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时年仅53岁。他的英年早逝，令法国学界震惊、遗憾。和他已决裂的萨特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梅洛·庞蒂》纪念他昔日的战友和同行。
德国现象学进入法国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法国哲学的面貌。现象学在法国的接受始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40年代到五十年代演变成为法国“存在”思潮，被称作现象学的“存在主义转向”。至六十年代发生以勒维纳斯为代表的现象学的“神学”转向。梅洛·庞蒂在法国当代哲学中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是第一次转向最杰出的思想家。法国著名哲学评论家德贡伯认为梅洛·庞蒂是法国现象动的真正代表，开创了法国存在现象学的道路。和萨特相比，他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更加纯粹。梅洛·庞蒂1929年就在巴黎参加胡塞尔举办的《先验现象学》的四次讲座。几年后，他在《法兰西哲学通讯》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知觉本性的研究计划》和《知觉的本性》 。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行为的结构》（1942年）就是他现象学研究和行为主义、动物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在这一年，梅洛·庞蒂读到了《国际哲学杂志》为纪念胡塞尔的专号，其中有胡塞尔未发表过的《作为历史意向问题的几何学起源问题》，还有芬克的《胡塞尔的现象学问题》等文章。梅洛·庞蒂对现象学的兴趣和研究愈加深入，他为《哲学研究》杂志写过一篇有关胡塞尔的论文。大战期间，胡塞尔受到纳粹离开了弗莱堡。胡塞尔去世后，一位勇敢的比利时年轻人伯雷达（1911-1974）冒着危险来到胡塞尔夫人那里，几经波折，把四千多页胡塞尔未发表过的手稿带到比利时的卢汶。梅洛·庞蒂1939年3月到卢汶查阅了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观念II》未发表部分及其它手稿，对他以后的现象学研究影响深远。大战期间，伯雷达计划在巴黎筹备成立征集胡塞尔未发表手稿的组织。梅洛·庞蒂和越裔学者唐·迪克陶都非常关注这件事。唐·迪克陶在1944年从卢汶带回了一批胡塞尔的重要手稿回到巴黎。梅洛·庞蒂是法国当时利用这批资料最多的学者之一。也是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梅洛·庞蒂完成了他的巨著《知觉现象学》（1945）。之后还有《人道主义和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等哲学著作出版，还有一些著述和讲稿在梅洛·庞蒂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眼与心》（1964），《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自然》（1995）。
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他的哲学研究涉及多种领域。当然，首先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从胡塞尔那里，他懂得了如果不倾向被思想的对象，思想就永远不存在：这就是意向性。在他看来，既然现象学是对人的实在经历的存在的描述，那麽它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这种现象学描述的是实在物，也就是描述处在自在与自为之间、意识与物质之间、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也可以说“两者之间”的东西是梅洛·庞蒂的关心所在。换句话说，知觉的主体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这个主体同时是思维着的主体，又是肉体的我。所以，就必然有物质，又有自我意识，人的肉体不能纵情存在。所以，人既是自由的，又是决定的，既主动又被动。人是身体和思维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与人生都成为暧昧、摸棱两可的。所以也有人称梅洛·庞蒂为“暧昧的哲学家”。
其次，梅洛·庞蒂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他把现象学引向本体论。他认为回到实事本身，就意味着回到先于认识而认识又总是要谈论的世界。他反对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立场，批评它们把科学的观念看成实在的镜子，设定自在世界，认为真实的意识可以用因果关系的形式与之发生联系。梅洛·庞蒂则认为哲学的首要活动就是要从客观世界回到经历世界中去。不存在内部的人，人总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己。他大概是他那一代学者在精神上最与海德格尔这位“德国思想大师”相通的少数几人之一。海德格尔在梅洛·庞蒂逝世后写的一封信中说：“虽然我本人没有见过梅洛·庞蒂，但通过他所说的和他所主张的，我可以想见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自由和诚实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麽，知道思想要求什麽……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这位刚刚离去的朋友，他已经在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迹，这条路通向从未被世俗的喧嚣吵闹和惟利是图的所染指的领域”。
再次，就是格式塔形式理论的启迪，这使梅洛·庞蒂的结构研究对于以后的法国结构主义产生很大影响。这里还应补充加入他对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出色研究。在梅洛·庞蒂早期的著作中特别是《行为的结构》中已经提出一种“结构的哲学”。梅洛·庞蒂在这方面的论述极富法国特色。他对行为的研究是为着关注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但法国传统的习惯是用灵魂和身体的统一来表述这个问题的。意识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发生关系的那一点，就是意识存在的身体。而形式理论则可以产生更高层次的分析。梅洛·庞蒂希望综合形式心理学和行为主义。行为在他看来是结构化了的总体，是一种有意义的总体。这种结构不是物，也不是意识，更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对一种处境召唤的回答。他认为，意向从中发射出来的自我，承受意向的身体，意向趋向的诸物，这三者就是经验的活的统一中的不可分割的三项，意味着一个行为结构。而结构的概念在梅洛·庞蒂那里表现为形式心理学的格式塔结构。自然就表现为一种“形式的宇宙”，各种形式按有等级的次序排列：不完整的物理形式，完整的人类形式：“物质、生命和精神应是不平等地参与形式的自然之中，它们代表着完整的不同等级，并且最终构成一种等级，在其中，个体性总是越来越多地自我实现[4]”。这里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精神在梅洛·庞蒂思想中的渗透和融会。
从根本上讲，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沿循的仍是法国人特有的“我思”的笛卡尔传统。但他的我思并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验运动中完整化，这是梅洛·庞蒂存在现象学的意图和界限：回归存在。这也是萨特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共同主张：“我在”优先于“我思”，“我思”赋予“我在”以意义。梅洛·庞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坚持笛卡尔以来的基本哲学教益，但又对之进行改造。也出于这样的立场，他用知觉哲学的思想，求助于索絮尔的语言学奠定了他的现象学的历史哲学观点。他以此反对萨特只注意到人和物的二元论，忘记了历史、象征、符号，而不懂得世界间的东西。在《辩证法的探险》中，梅洛·庞蒂从对知觉理论的现象学研究转向了历史、社会的现象学研究，即可称之为“意义本体论”的理论研究。其实，历史是物中间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与他人中间的是世界间。这样，身体是人存在于世的运载工具，话语属于意义，他人是我的世界构成的前景。整个历史不是无意义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种意义。历史不能提供真理，却可能使我们避免一些错误。绝对的历史不存在，它只是对无意义的一种消除，它的意义是未完成的，是开放的。
最后，还应提到，梅洛·庞蒂在美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梅洛·庞蒂本人在绘画艺术、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以现象学的方法关注“非表象”的东西。这和以后的勒维纳斯和德里达等关注“不在场”应该是相通的旨趣。在《眼与心》中，他结合绘画艺术，特别指出见者和可见物之间互相召唤，画中物在自己描述自己，艺术作品是反映彼世的东西，这就是知觉。而在他身后发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他进一步提出问题，指出本体论超出我们知觉和此在的“原始存在”。而以画家塞尚为例说明：最原始、最本原的存在，就是没有人的东西。即反思之前向我们显示之物的绘画。自然中存在某种召唤各种绘画的东西，被画的山召唤画家。所以，注视就是看到可见物的非肉身化的过程。诸如颜色那样的可见物并不是坚硬、象视线那样展开的碎片，而是不同方向中的窄路，相对不可见物而使不可见物回响的东西。这些看法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由于梅洛庞蒂的哲学涉及多种领域，又建立在“暧昧性”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以至态度比他的同代人（比如萨特）要温和。他说过：“我只是要指出哲学不再应该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划分来进行思考……”但他先于许多人（比如利科）把意识哲学、辩证法和语言学、心理系起来。先于许多人（比如新哲学家们）更加彻底和恰当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他的思想影响了勒富尔、加斯多里亚蒂、利科等许多学者。近些年来，随着现象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梅洛·庞蒂的思想也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他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将继续吸引和启迪后来人。
什么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哲学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什么意思?
20世纪80年代，新类型公共艺术向理论界敞开，依托于“现象学哲学”而来的“主体间性”理论被适时发现。“主体间性”概念最早出自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931年在巴黎出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其英文为“intersubjectivity”，胡塞尔原文为“Intersubjektivität”，常见中文翻译有“互为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即“我们经验到他人时所作用的意向性”1。在现象学中里，“意向即指我们与事物之间的意识关系”2，意思是指当我们经验到他人时，在我们与他人之间起作用的意识关系。胡赛尔提出此观念是因“世界不是只面对着一个人的世界，也不是只由一个个人的经验来接触来把握的；世界是对着所有人的世界，是各人所把握的，也是各人的经验共同组成的”3。以经验来说，则是一种“我在建立他人的经验的同时，他人也在建立我的经验”4的交互相关状态。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以认识论为基础,是带有典型的先验自我为基础的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的提出意味着，一个由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向以主体之间的交往为核心的哲学的转向,不是主体性“自我”而是主体间性的“他人”是今天世界的“第一哲学话题”5。
胡塞尔之后一批哲学家围绕主体间性理论展开了进一步论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方向，将主体间性哲学推向了更宽广的领域。海德格尔关心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并兼顾客观对象的认同，他提出的是一种我与他人共同性的“在世”，“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这个和他人一起的‘也在此’没有一种在一个世界之内‘共同’现成存在的存在论性质。这个‘共同’是一种此在式的共同。这个‘也’是指存在的同等,存在则是寻视着在世的存在。‘共同’与‘也’都须从生存论上来了解,而不可从范畴上来了解。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6在梅洛-庞蒂的理论中，谈论及互为主体性时，重视“回到对人的行为和知觉的分析上来，考虑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但这里的环境不是物理环境而是行为环境，这意味着动机、意向等心理因素与身体运动这一生理因素的融合”7，这一“处境的空间性”特质，便呈现了主体间性。哈贝马斯通过阐释人的交往理性之后指出：“每一个人都应怀着普遍的、团结互助的责任心，团结他人，即把他人视作我们中的一分子，是我们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责任”。8他希望通过开展真正理性的对话寻求关于真理的“共识”，从而解决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危机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沿着海德格尔的“此在”、梅洛庞蒂的“处境空间”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一些哲学家们把我与他人的关系刻画为某种“共在”思路而展开理论路径探索，这种多元决定论和整体主义的思想,显露出一种人类哲学观念的进展，映射出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转向的姿态。
主体间性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只有把世界（他人和自然）不是看作死寂的客体，而是看作与自我一样的主体，才是本真的存在，才能最终把握世界和达到自由”9。也就是说，主体间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主体性，而是在承认主体性的前提下，否定认识论对主体和理性的绝对信任，用主体间性来重新规定主体性，是一种本体论概念。其内涵是人与世界的统一性，主体与主体之间不再是征服与对抗的关系，而是平等、对话与理解的过程，依此实现了对实践美学的哲学批判。
主体间性哲学观提出已久，但20世纪80年代之前未能引起艺术界的足够重视，主体间性被误认为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而是封闭于意识自我之内，以凸显主体向度为核心，因而只具有哲学文本上的合法性。80年代以后，随着艺术“伦理转向”意识的勃兴，主体间性理论被艺术界逐渐接受，并进行艺术实践，成为公共艺术家的重要兴趣点。事实上，当博伊斯（Joseph Beuys)1982年在卡塞尔植下第一颗橡树，将公共艺术纳入广阔社会空间之时，就已展现出公共艺术主体性原则的历史性转身，在实践层面已经实现了从形式创造转向广阔的人类与社会诉求，体现出对主体间性理论的行动呼应。
